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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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梦话题】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资料
知青历史纪录片（一）

(全长：31分58秒)
知青历史纪录片（二）

（全长：27分16秒）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资料收集

1.中国最早的知青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知青这个词汇出现的历史几乎与20世纪一样漫长，但其作为今天概念中的形象，最早起源于延安的四十年代。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来老爷为师。成为中国第一个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青年。

2.中国第一批自动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知青群体

1952年，一批云南昆明市的青年学生，在政府部门的感召下，自动组织起来，进入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在如今的橄榄坝地区成立农场，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开创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生活，成为中国第一批自发到农场安家落户的知青群体。

3.最早的政府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 月30 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4.到塔里木支边的上海知青

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６年，共有４５７８４名上海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塔里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从１９９７年开始，上海先后选派了五批共１９０名干部到阿克苏从事援疆工作，为各族人民办了大量实事、好事。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新疆阿克苏视察工作。刚到阿克苏，耀邦同志就对阿克苏地委和农一师的领导同志说，给他安排一场与上海支边知青代表的座谈会。当时胡耀邦问：“上海支边知青在阿克苏还有多少？”倪豪梅回答：“还有一万五千三百多人。”

-----《塔里木网》

5.中国第一部影响上海青年到新疆的电影

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新疆拍摄的记录片《军垦战歌》，是第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纪实性新闻纪录片。影片在全国主要城市上映后引起了全国新疆热，特别是片中的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袁英词、田歌曲）打动了几十万热血青年的心，上海、天津的青年纷纷报名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尤如钱塘江大潮的第一个峰头，让人看到了波澜壮阔之势。新疆兵团成为上海、天津、山东青年较为集中的主要省区之一。

6.中国第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

中国第一部反应这段历史的长篇小说是《边疆晓歌》，标志着新中国文学史中一个新门类——知青文学的诞生。尽管它的函盖面狭窄，对人生的思考带着那个年代的明显局限性，艺术上还有欠锤炼，但尊重历史事实的学者们都不应当否认他是今后曾一度掀起的知青文学热狂潮的最早实践者，或称为起点。

7.中国第一部赞颂上海青年的长诗和第一部反映上海青年的电影及第一部以上海青年为素材的长篇小说。

上海青年奔赴新疆的现象，在文艺界产生了影响，为此现象，中国著名诗人贺敬之留下了豪迈的诗篇——《在西去的列车上》。电影艺术家拍摄了第一部反映上海青年的电影——《年轻的一代》。作家写出了第一部以上海青年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将军的女儿》。

8.中国最早的知青歌曲及其作者

中国最早的知青歌曲是知青们用《大海航行靠舵手》曲谱填词形成的。

中国第一部因创作知青歌曲而被捕入狱的作者

因创作知青歌曲《南京之歌》而遭逮捕的知青是南京五中高中毕业的任毅，男，生于1947年。1969年7月，任毅创作的歌曲《我的家乡》开始在知青中传唱。任毅，南京五中66届高中毕业，1968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纪念日，到江苏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次年5月，任毅在知青歌曲《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南京支边青年高世隆根据《丰收农场之歌》填词）的基础上，重新谱写曲调，增加第二、第三段歌词，创作出新歌《我的家乡（南京之歌）》。因为这首歌反映了广大知青的真情和心声，被辗转传抄，传唱，迅速传播，以后演变出数十种版本。8月，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以《中国知青之歌》为题频繁播放《我的家乡》。9月，《我的家乡》被定为“反动歌曲”受到批判。1970年春节，被逐级汇报至江青等人，1970年初，张春桥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南京将其作为重大反革命案联合立案调查。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夜，任毅被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罪在知青点被捕，6月，被判死刑，报省革委会审批。7月，省革委会批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实际服刑9年平反出狱。1978年8月，任毅得到平反，获无罪释放。

出狱后，公检法赔给他一把新吉他。他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出狱后不久，他到一个老同学家去玩，这位同学的妹妹──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对他和他的经历都发生了兴趣，虽然她比任毅年轻许多，却执意要嫁给他。任毅现在是南京市纺织工业供销公司的业务员，家住南京郊区一片新盖的生活小区里。

9.中国第一家录制并发行知青歌曲的音像公司

1988年广西民族声像艺术公司独家出版发行了中国第一盒知青歌曲《动荡》——六十年代的知青歌曲。盒带收录了由京、津、沪、南京、重庆知青在山西、陕西、北大荒等地创作的知青歌曲9首。从盒带中歌曲的曲谱及歌词来看，有名显得加工痕迹，但作为知青歌曲的正式出版物保留下来，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和历史留下了史证。

10.中国正式使用“知识青年”称呼的时间和知青中产生的第一批知青代表人物。

知识青年在中国成为正式称呼是在1963－1964年期间，一批北京和天津的品学兼优的中学生作为带头人来到山西的贫困农村落户。从此，“知识青年”一词在这个特定的年代，被确认为一个特定阶层的称呼被正式使用。刑燕子、候隽等少女成为其代表人物被广泛传颂。

11.中国第一个使用“知识青年”称呼，发表关于知青问题的谈话国家领导人

知青的上山下乡壮举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思考，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针对这种壮举，第一次使用了“知识青年”这个称呼，并发表了著名谈话指出“知识青年有文化，到农村锻炼一个时期，可以到县里担任领导工作，还可以到省里和中央去嘛”。这个著名的谈话后被批判为“下乡镀金论”。当年有六千多万知青几乎全部参加了对“下乡镀金论”的批判。

12.中国最早到国营农场落户的知青群体

早在1961年，北京有55名学生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落户，当地人称为“北京55”。

中国最早到宝塔山下落户的知青

文革初期，一队以“长征”的形式徒步串连到延安地区的红卫兵，没有再掉头回京，却留在了宝塔山下，成为解放后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第一批大城市知识青年。

13.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向知识青年发出了号召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在知识青年自发奔赴农村的形势下，颇会研究群众心态并能加以掌握的毛泽东主席终于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一声号令，势如破竹，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全国几乎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响起来了，几乎作有的大中学生都受到了鼓舞。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一时间京津沪喻及各大中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内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朋好友。锣鼓喧天，口号不断，慷慨激昂，气势如海闹潮。绝没有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

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向农村大迁徙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城市人口向农村大迁徙运动，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时至今日也无法统计出一个详尽的数字以证明有多少家庭被牵动，有多少青年学生投身进去。但有人说，能称为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应不少于6000万。有统计证明，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1700万人。

14.中国第一部描写北大荒知青的电视剧

《蹉跎岁月》是第一部描写京津沪大城市知青在北大荒囤垦戍边生活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也在全国引起轰动，在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中引起沧桑的回忆。

15.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受到影响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陈云等都有晚辈参加上山下乡运动。陈云的女儿陈伟华在1968年到北京怀柔县插队，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连当时红极一时的陈伯达、张春桥也将儿子和外甥女送到了内蒙古草原和云南兵团接受再教育。

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朵小小的浪花，标志着中国知青运动即将完结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稍瞬即逝的政治人物华国峰主席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上的最后一朵浪花。他以当时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将中学毕业的女儿送到了北京市一个远郊县插队落户，为他那敦厚的外貌增添了朴实的一笔，也标志着中国知青运动即将完结。

16.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青大返城被镇压

1974年雨季，云南边疆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事件，事件惊动北京。据说当时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在医院里亲自作出指示，各地以及军区出动大批部队、公安、民兵围追堵截，最终将事态平息下来。

事件起源于一则敌台消息，据少数长期收听“美国知音”的知青私下相传，外电报道说云南边疆将要发生八级以上大地震，地震中心就在“外五县”一带。

知青大逃亡以失败告终，十几个领头闹事的知青被判刑，同时查出来数以百计偷听敌台广播的人。我的朋友大头也受了处分，当然他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他常常对我述说那段激动人心的逃亡日子。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场失败的知青大逃亡只不过是一次历史预演，真正有声有色的回城大戏当在几年后隆重开幕。

15.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村人口打返城，惊动了中央政府

1977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农村人口大返城，是由云南省农垦系统的四川与北京藉的知青掀起的。他们打着“还我青春”的大旗由西双版纳市至昆明，又从昆明闹到北京，终于惊动了中央政府。中央根据当时“拨乱反正”的政策，各地知青们被允许回到故乡城市。

16.中国第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李庆霖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读一封人民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写信的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的结尾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当即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从邮局寄走。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看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的，李庆霖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又抑制不住兴奋。短短的一封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些怀疑，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很快，毛主席汇给他的钱也收到了，和家里人商量，都说这钱是不能花的。这些钱至今仍存在莆田县中行，他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泽东的复信，使莆田人感到惊喜，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毛主席复信的消息传出，李庆霖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报复。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不过，有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在，他们也无可奈何。

李庆霖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心。1972年7月8日他曾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于，李庆霖赶不上参加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就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主席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的《情况反映》引起中央领导和与会者的震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某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周总理看后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在文革后期变幻莫测的险涛恶浪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很困难的。

福建省造反派头目认为李庆霖与中央首长（江青曾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减为有期徒刑10年，并于1994年3月底提前出狱。他说：“自失去自由，直到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我回忆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今年已69岁的李庆霖现居住在一间陋室里，他和老伴都没有退休金，亦无其它收入，仅靠县民政局特批的21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生活。在他的居室里，没有电视机，一台旧收音机是女儿10多年前结婚时别人送的。

我问他，是否后悔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

李庆霖对自己的现状没有太悲观。因为他有一笔任何人都没有的精神财富：当年1700万知青至今都没有忘记他，他的名字和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

17.中国知青曾为贫穷落后的农村带来文明

知青的历史作用也需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正确的加以评说，熟是熟非，功大还是过大，草草定论是轻率的。不科学的。但现代文明随着这些城市、工矿的年轻人进入农村地区而随之别普及开来是不容置疑的。在更多山区，孩子们经过知青传播才知道了飞机、火车、电话，知道了看篮球、乒乓球、足球。可以说知青为中国广大农民率先进入改革行列打下了些文化基础。

18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知青大学生创造了中国大学校园学风最浓的黄金时代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一大批“老三届”、“小三届”知青考入高校学习，被称为“老”大学生，以区别于刚出校门的“小”大学生。教育界一致认定，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大学校园内学习风气最浓的黄金时代，而后随着知青大学生的消失，便每况愈下。60分万岁充斥校园。

19.中国知青回城后涌现出不少杰出人物

知青回城后进入各个领域工作，为新时期的繁荣昌盛增添了不可估量的活力。其中涌现出了不少社会名流，如著名演员刘晓庆、潘虹、姜昆、璞存晰，导演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作家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梁晓声，棋圣聂卫平。还有众多的政府高官、企业家、改革者、科学家、学者等。

中国知青回城后在国家和军队领导岗位上的最高职务者

知青进入各级领导岗位的不在少数，大多以处一级为多。曾轰动一时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上有人做过调查，北大荒知青中担任职务最高的“荒友”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等。

目前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现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任副政委，军衔为中将。刘源1951年生,原籍湖南宁乡,生于北京。1977年进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82年后任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副县长、县长。1985年任郑州市副市长。198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1992年任武警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1998年任武警总部副政委。1992年被授予少将警衔,2000年晋升中将警衔。2003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任副政委，同年改为解放军中将军衔。近有报导说，刘源将升任中国军事科学院政委。升任军事科学院政委后，刘源即进入大军区正职行列。

20.中国当年最年轻的“知青”院士

陈竺生物学家。原籍江苏镇江，1953年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1995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部)，是当时最年轻的中国院士。现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在白血病和基因研究方面成绩卓著，迄今已在国际著名科学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引证率超过2000次。

他自16岁从上海到江西插队落户，整整有五年时间他一直都在农村。 42岁就当选为院士的陈竺曾经是位样样农活都会干的种田好把式。在农村的几年，也使他切身体会到，“修地球”，光靠热情是修不好的，国家要富强，必须靠知识和文化。1975年，陈竺进入了上饶卫生学校。1978年，只有中专学历的陈竺，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佳绩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振义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而王教授那年招的另一名研究生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在白血病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今年年初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授予“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的陈赛娟。1984年，陈竺以全国非法语专业法语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赴法留学的机会。

1989年11月11日，陈竺参加中央电视台“基因时代真的来了吗”的谈话节目，在说到中国生物产业的瓶颈时，他的一番话赢得了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

21.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知青聚会标语

在云南插过队的知青中，有一位后来成了华侨资本家，回国投资时，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要在云南最好的宾馆与当年的知青聚会，往返车票、食宿均有他负责报销，他在这家宾馆的大门上挂了一条巨大的横幅“不论你的职位高低，不管你有多少金钱，走进这个门，你就是当年的知青”。很有典型的知青怀旧味。

中国回城知青又在20世纪末掀起了“世界大串联”的“洋插队”

有人把时至今日仍不衰弱的出国现象成为“世界大串联”，有人叫“洋插队”不管哪一种说法，都可以与这代人中前期的行为联系起来，说明这代人的影响力经久不衰，背后人称为“后知青现象”。

22.中国知青在地球上最远的足迹

有过知青经历的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便悄悄地辐射向地球的各个地方。这回他们不是用现代信息传递其思想，而是以个体存在的方式出现在众多的国度里。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处都有当年知青的足迹。有的在南非，还有的在柬甫寨当过游击队员，最高的当上了营长。还有在哈曼敦做生意的。期间到达最远点的是北大荒知青出身的记者兼作家陈可雄。有人毫不夸张地说，只要的图上有的国家，几乎就有中国知青的足迹。

23.中国第一家知青博物馆

中国国际实业家集团公司八年来的梦想就是在黑土地庄园上建造一座全国唯一的中国知青博物馆。中国知青博物馆，选址在北京夏都延庆县南端与昌平区交界，西邻八达岭长城，东靠十三陵游览区，距北京城区（德胜门）1小时汽车，110国道上行58公里的群山龙脉之中。所在的区域是国家生态示范旅游区，这将是全国唯一的中国知青特色的旅游文化风景点。该馆的筹备处执行主任是黑龙江知青张效春。该馆要成为当年五十万知青的家，兵团知青，著名笑星姜昆为该馆题写了“黑土地知青文化村《黑土地庄园》”的馆名。但至今未能破土动工的原因很多。一些知青纷纷表示要捐资助建中国知青博物馆的辅助工程(知青纪念碑、知青陵园、知青群体雕塑、知青老年公寓等)。

中国知青博物馆，本着民间投资的原则，采取商业化运作。这是市场经济中的产物、也是开拓市场经济的先河之路，是加快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之策。此举，将为创民族辉煌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功勋，让历史永远记住中国知青们吧！

24.在缅共游击队中的中国“知青营”

一九六九年底，适逢瑞丽县大量知青集中在水库工地之时，"要打仗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在工地传开了，知青与缅共的故事由此引发。大战打响那天，上千名知青跑到畹町。观战的知青当中，不知何时跑出两位别的县的知青来，从他们口中传出了令所有人吃惊的消息：在对面山上进攻的队伍中，第二梯队全部是由中国知青组成的知青营！而且还真有一伙知青在其中，数量还真不少，组成了整整一个营。他们当中居然还有跟我同校的，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个看守俘虏的娘子军，那个腰中别着小枪的指挥官，就是我同校高一的。文革中她是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儿，在中学生中算得上小有点名气的人物，现在你看她那神气劲，真可以用毛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来形容了。不消多说，知青们此时会怎么想，在受到罐头、饼干、洋烟等战利品招待之后，知青们也知道了当缅共的途径。当即留下的就有十多人，其余还留有点凡俗之心的人（包括我在内）则回工地收拾东西，准备过几天来参加光荣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而其他知青们，则去了无数，我不少朋友都跑出去了，瑞丽县水库为此差点停工。除瑞丽知青外，盈江、梁河、陇川、腾冲、保山等县都有知青跑了出去，还有大批到农场的四川、北京、上海的知青也过去了，估计当时至少也有几千人，组成个师都没问题。此事立即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急忙下达指示，让缅共停止招收知青当兵，这股当"格瓦拉"的热才被止住了。但仍有大批知青没回来，他们参加了第二年的那场攻打腊戌之战，有的就永远回不来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政治边防不再提了，中国军人也从缅甸撤了回来，缅共也失去了中国的军援，东北根据地很快就沦陷了。缅共中仅存的几个知青，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大都当上已经了缅共高级军官，各自率领着一拨子人马，在异国大山之中建立了自己的领地。由于没了军饷，迫于生计，他们多数走上了种鸦片烟，制海洛英之路，当起了山大王。知青本就有点文化，为人也还诚实，与各种地方势力大都能相安无事，经商之事也越来越入行，渐渐地便一个个富了起来。

也是普天之下相通的规律吧，这一富呀，就有人眼红，最眼红的却是那缅共中央委员会。此时的缅共中央，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中国的援助大大减少，那几个中委从不断减少扣发军饷直到完全断绝给部队任何钱粮，让部队学南泥湾精神，他们几个则全家吃中国的皇粮。

25.中国知青永远在讲“知青的故事”

全部青春消失在知青运动中的知青们，不希望知青的故事也在岁月的长河中流失，他们和老红军讲长征，老八路讲南泥湾，解放军讲三大战役，志愿军讲上甘岭一样，老知青们永远讲的是“上山下乡”。

26.中国生产建设兵团简介

"部队当兵光荣花,工厂工人幸福花,农村插队向阳花,兵团战士苦菜花" 。

生产建设兵团，一个并非陌生的字，自首批知青插队落户后的第三个年头（1969年）起，便在浩浩荡荡的3000万知青大军中，一跃而成为上山下乡的“正规军”。在当时中国庞大的农垦、军垦系统中，12个建设兵团成了主战部队。在随后的2-3年中，千万名兵团战士在中国大片荒芜、贫瘠的土地上，拉开了一幕可歌更可泣的屯垦戍边、改造边疆的奋斗长卷。

历史是严酷的，以今天的眼光看，12个兵团当年的开垦也许是破坏生态环境、也许不符合经济运作规律，但在物资困乏的60年代，谁不希望创作出苏维埃集体农庄式的模式和奇迹？

建设兵团，一种半军事化的垦荒组织形式的产生，使中国辽阔疆域构筑起一层屏障。封闭的中国需要在周围“敌对势力”的包围中，寻求安定的保障。生产建设兵团--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没有生产建设兵团就没有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局面，没有生产建设兵团，边疆的经济就不会更快地发展。

12个生产建设兵团：

序号名称成立时间编制撤销时间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954.12.5 1969.8.23划归新疆军区，149个农牧业团、181个工矿企业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66.1 1968.6.18划归沈阳军区，编制6个师，辖64个团 1976

3 兰州生产建设兵团 1969.4.9 兰州军区领导，编制6个师，下辖57个团场；将1965年组建的原甘肃、宁夏、陕西、青海四个农业建设师收编至旗下，成为全国唯一的跨省兵团 1973

4 广州生产建设兵团 1969.4 广州军区接管原海南、湛江农场，编制10个师，下辖148个团（分别按产品划分，如橡胶、茶叶、剑麻、油棕、谷物、水果团等） 1974

5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1969.5.7 隶属北京军区，下设6个师，41个团（厂），4个直属厂团 1975

6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1969.9 隶属南京军区，辖4个师，41个团 1975

7 安徽生产建设兵团 1969.9.17 南京军区领导，接管国营农场、茶场、林场等42个 1975

8 福建生产建设兵团 1969 隶属福州军区，下辖28个团场 1974

9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1970.3 隶属云南军区，由云南省和云南省军区领导，在原农垦系统基础上组建4个师，32个团，4个直属单位 1974

10 浙江生产建设兵团 1970 南京军区领导，下设3个师，15个团 1975

11 山东生产建设兵团 1970 济南军区领导，下辖20个团 1975

12 湖北生产建设兵团 1970 1972

3个独立农建（垦）师：

序号名称成立时间编制撤销时间

1 西藏农建师 1969 西藏军分区领导，下辖9个团 1975

2 江西农建师 1969 江西军分区领导，下辖8个团 1975

3 广西农建师 1970 隶属广西分军区下属广西生产师领导，下辖12个团 1974

27．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的，可能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兵团。

200多万人的一个群体，分布在新疆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新疆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兵团人来自五湖四海，中国所有省份的人都能够在遥远的异乡找到同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有多大兵团就有多大。因此，想深入了解兵团几乎是不可能的，想描摹兵团人更加的不可能。

几代人经过半个世纪的岁月磨洗，竟变得如此的繁杂和深厚。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兵团的人又都是相同的，无论是一个偏远的高山上的牧工，还是兵团的指挥员，他们被共同地放入“兵团”这个模具中打碎了重新糅合，经过重塑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兵团人。

自1954年中国组建第一个兵团，至今整整50年。一直以来，他们都是一群远离人们视线的人，一群生活在边疆塞外的人，一群以独特方式被编制起来、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一群为国家的安宁和边疆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的人。

10万铸剑为犁的兵，10万大上海的知青，250万五湖四海的人，在新疆，在天山的两侧，在昆仑山、阿勒泰山造就的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里，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他们组合成一个特殊的群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中国的东北、西南、西北都曾经有过“兵团”这样的组织，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其他的兵团都解散、消失了，曾经在兵团战斗过的人们也四散而去，只有新疆的兵团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28．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的由来

农一师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0师59旅，解放战争后期改编为一野一兵团步兵第五师。第一任师长任晨[现仍健在]、政委贺劲南。1955年林海清任师长，杜宏鉴任政委。1953年3月根据毛主席“屯垦戍边”的指示，一部分组建成农一师。从此，这支英雄的部队扛起了屯垦戍边的伟大旗帜。50年来，农一师这支光荣的队伍扎根塔里木，发展农垦事业，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茫茫戈壁荒原建设成了风景如画的沙漠绿洲。

29．农一师的建制沿革

农一师前身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缔造，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王首道、郭鹏、王恩茂等指挥过的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称中国工农红军湘东南独立第一师、红八军、红六军团；抗日战争开始后，改称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中原军区二纵队三五九旅；解放战争时期，三五九旅隶属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建制，1949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步兵第五师。1949年11月，步兵第五师在王震、徐国贤的率领下进驻新疆阿克苏、和田17个地县防区。1953年6月，步兵第五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农业建设第一师。1954年10月，农一师隶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2002年，农一师下辖两个管理局，16个农垦团场、17个工交建商企业，18个其他企事业单位，全师总人口26.6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5.6%。农一师党政机关驻阿克苏市东大街3号。

30．农一师的垦区开发

农一师垦区全部是在戈壁荒漠、盐碱沙滩中，由几代军、农垦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中而开发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农一师先后有36名老红军，380余名老八路，3500余名解放军官兵，4万余名上海知识青年及湖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湖北、北京、四川等30个省（市）城乡支边青年、转业军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垦区参加建设。长期以来，农一师在开发荒原的同时，以优化的人工生态代替荒漠生态，搬走大小沙丘十几万座，挖筑的大中渠道1.5万公里，修筑的4座平原水库面积290多平方公里。仅塔里木河上游两岸人工植被比垦前自然植被增加3.4倍,其中林木面积增加80%。现垦区农田及道路已形成林网化，16个农垦团场机关驻地已建成现代模式的城镇格局。

农一师在祖国西北边陲屯垦戍边数十载中，国家党政军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 1965年]、王震、邓颖超、萧克、鲍尔汉、赛福鼎、胡耀邦、王恩茂、刘澜涛、乔石、朱镕基、张震、田纪云、钱正英、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来垦区视察。农一师及下辖团级单位先后获全国各类荣誉称号140余次，有4人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有6人获全国行业劳模，有3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有88人获省级劳模，有16人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有360余人获全国各类荣誉称号，有7人先后被选为全国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代表。

50年来，农一师在"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部边缘，在"无缰野马"的塔里木河上游两岸，以不屈不挠的奉献精神，向大自然宣战，在西部沙海荒原上创造了人进沙退的奇迹，以无数可歌可泣的奋斗业绩，再现了当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英雄气概。

31．农一师的老红军、老八路、解放军官兵、上海知青相关数据

农一师垦区全部是在戈壁荒漠、盐碱沙滩中，由几代军、农垦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中而共同开发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农一师先后有36名老红军，380余名老八路，3500余名解放军官兵，4万余名上海知识青年及湖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湖北、北京、四川等30个省（市）城乡支边青年、转业军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在垦区参加建设。

截至1973年6月底，全师还有老红军15名，老八路361名。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６年，共有４５７８４名上海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塔里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新疆阿克苏视察工作时，上海支边知青在阿克苏地区农一师还有15300多人。

建师初期有36名老红军，380余名老八路，截至1973年6月底，全师还有老红军15名，老八路361名。

知识青年回城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爱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对知青返城的一种反应。

中国政府对在新疆上海知青的婚姻政策

1965年，周恩来、陈毅、贺龙等中央领导先后到新疆视察，并专门看望了在新疆兵团的上海知青代表。周总理对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知青发表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对知青中占比例不小的“地、富、反、坏、右”子女是个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兵团各级领导的重视。不久，更多的知青被提拔担任连、排级干部，更多的知青走上了各种专业技能岗位。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周恩来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还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还乡务农，当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周恩来指出：“晚婚，计划生育，下乡青年提倡，造成风气，更有力量。每年100多万人到农村去，到处讲，这是最好的推广”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专门谈到知青“晚婚”与房子的关系。他说：要提倡晚婚。刚下去，不到二十岁，下去后头七、八年，十来年，可以不发生住房的问题。以后他可以自给了，有了积累，再给点补助，到结婚时就可以另盖房子了。

周恩来显然了解知青住房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所以才会提出解决结婚住房，只能依靠知青自力更生，用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一点一滴地积累。在这种形势下，知青的晚婚应是势在必行。当时的新闻媒介，一个劲地鼓励知青在农村“扎根落户”，同时却又不遗余力地倡导“坚持晚婚”，知青普遍缺乏安家的物质条件，是一个必须考虑到的经济因素。

不过，官方所制订的知青婚姻政策在受到上述因素制约的同时，还受到了多变的政治风云的牵制。这种牵制，很快使政策偏离了既定的轨道。尽管在1973年8月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还在积极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官方舆论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

上海知青到新疆的男女比例并不均衡，男多女少的情形在不少单位较为突出。截至1973年6月底，即使将农一师全师上海知青男女平均分配后，还有8000多男知青找不到对象。他们的婚姻问题成了极为实际的大问题。不少单位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先开饭后敲钟”的现象，时称“违法乱纪”，既为时人所不齿，更是基层领导政治思想工作非常头疼的问题。某团一连50多户上海知青，其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婚前生了娃娃的。

文革期间，在农一师十四团有一个“娘子军连”，排以上干部大多是转业军人担任。有些未婚转业军人对来自大上海的俏姑娘自然怦然心动、借工作之便追求佳偶。曾经发生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位女知青私下发牢骚说：那些干部都像色狼一样。。。。。。后来被人揭发，这个上海姑娘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罪由是“反对转业军人就是反对解放军，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这个姑娘虽然未被判刑，却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饱受折磨。某些领导肆意报复：当她来例假时让她下到齐腰深的斗渠里割芦苇清渠，生病时则让她上树割柳条编筐，这个姑娘多次寻死未遂。笔者曾参与所在团场文革后期的“揭批查运动”，在此运动尾声阶段，团里办过几期“讲清楚学习班”，就是让文革期间因过激行为或对立面的双方在一起摆问题、做检查、赔礼道歉、化解怨恨矛盾，听过这位上海女知青悲惨遭遇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某垦区管理处副处长是个老八路，抗大学员，此人很有领导才干，因为多次犯错误，一再降职，到文革前期曾任该团政委。他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曝光的有两、三个，自然有因名誉或已婚不愿承认的女青年，传说纷纭。直到处分后免职降为团宣传队顾问后才彻底收敛。文革后期，该团某连曾发生一起罕见怪事：上海知青新婚闹洞房时，闹到极为尴尬的地步，众多来宾一齐猥亵新娘，新郎却被堵在外间干着急。另据笔者所闻，上海市委慰问团来疆慰问演出后，不少知青私下发牢骚说：“发慰问品还不如给我们每人发一个塑料B”等大笑话、大实话。

1974年以后，上海市委、市政府组织的赴疆慰问团回沪后，上海市政府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制定了有关上海知青婚姻问题的优惠政策。对在疆的单身男知青允许其在内地所娶的配偶给予落户等优惠政策，解决了一部分单身男知青的婚姻“老大难”问题。来自四川等地的农村姑娘通过在新疆的老职工亲属的牵线搭桥，与单身上海知青结为配偶。风闻有个上海男知青竟以新疆特有的劳动工具“坎土曼”谎称为新式农业机器，自诩为机械工人，将一个内地农村姑娘骗到手，那个姑娘自然也当了“后悔新娘”。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多年后，这种低质量的婚姻关系自然在新形势下，受到一些新观念的冲击，难免也出现一些留疆知青的婚姻家庭危机。
来源：骆驼草之家  作者：胡辣羊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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